易顺鼎

　　生于清文宗咸丰八年，卒于民国九年，年63岁。（现代中国文学史卒年同，年五十九岁。此从五续疑年录附录二）。与罗瘿公、何震彝、闵尔昌、步章五、志、黄秋岳等并称为“寒庐七子”。

　　幼有神童之目，5岁能作对。15岁补诸生。工，十五、六岁时即刻印《眉心室悔存稿》，传诵一时，有“龙阳才子”之称。尝问业于王闾运，与宁乡万、湘乡曾广钧称“湖南三诗人。”光绪元年（1875）举人。是年冬，北上应礼部试，取道，骑驴冒雪入南京城，遍访六朝及前明遗迹，一日成《金陵杂感》七律二十首。忠州李士芬号称能诗，读后大兴叹服，赠诗“烂熟《南朝史》，澜翻东海波”。但6次应试落第。年30，以同知候补河南，不久捐道员，总厘税、赈抚、水利三局，并督修贾鲁河工程，任三省河图局总办。光绪十四年以进呈三省河图，授按察使衔，赏二品顶戴。

　　光绪二十年(1894)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易顺鼎积极主战，参与刘坤一军幕。次年，清政府战败议和，拟割让台湾，赔银2万万两。易顺鼎兼程至京，两次上书要求“罢和议，褫权奸，筹战事”。未被采纳，投河自尽，被人救起，痛哭流涕。及闻时署台湾巡抚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，拟率军死守，易顺鼎决心赴台，“以只身人虎口，幸则为弦高之犒师，不幸则为鲁连之蹈海。”及至厦门，唐景崧事败已便衣内渡。得知刘永福在台南领导台湾人民继续坚持战斗，不顾友人和刘坤一力阻，葛衫布履，行李一肩，壮行台南助刘永福。刘拨给他3营兵力，援守台中，因军饷无着，回内地筹饷。及至筹得饷银5万两，抵涵江时，台中已为日寇占领，折回厦门。不久，全台沦陷。顺鼎两渡台湾，卒无所成，但不失为气节功名之士。

　　甲午战争后，易顺鼎悲愤交集，入庐山，于三峡涧上筑琴志楼隐居。两湖总督张之洞招人幕府，任两湖书院分教。光绪二十六年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，易顺鼎被委任督办江阴江防，寻调驻陕西，督办江楚转运。二十八年，调任广西右江道。他赋诗言志：“新词欲赋贺梅子，他日应呼易柳州”。到任后，革除骚扰损民之弊，严禁私收派费，清户口，发门牌，办团练，督修寨栅，清盗抗匪，保境安民，赈济灾民，发放牛种，发展农桑，深受士民感戴。三十四年，授云南临安开广道，旋调任广东钦廉道。次年秋，署广东肇罗道，后移高雷阳道。

　　辛亥革命后，易顺鼎赋闲居京，贫不能自存，与袁克文投契，被委为政事堂参事，后改国务院印刷局帮办。民国四年(1915）9月，他与湖南官绅及立宪派人士61人，上书参事院，要求恢复帝制。次年2月，任印铸局代局长、局长。袁氏帝制事败，顺鼎失意，发出“名士一文值钱少”的喟叹，漂泊京师，出入舞榭歌台，恣娱声色。民国九年（1920），因抑郁逝于京寓，终年63岁。

　　易顺鼎墓位于湖南省汉寿县，夫人墓与之并列。坐北朝南，墓冢高1.5米，底径4米，混泥土封顶，碑阴刻“显祖考易公实甫之墓”。易顺鼎夫妇墓修于1920年，由于年代久远，目前风化严重。

　　，湖南龙阳（今汉寿）县人，字实甫，号很多，最出名者为“哭庵”。他的父亲易佩绅曾任山西、四川、江苏布政使。易顺鼎少时受过湘中大名士的点拨，很受其赏识，将他和的孙子曾广钧并称为“两仙童”。他又与袁克文、何震彝、闵尔昌、步章五、志、黄秋岳并称为“寒庐七子”是近代有影响的大人之一，与湖北齐名，有“北樊南易”之称。

　　易顺鼎以诗人著称，但大半生却奔忙于军旅和官场，希望有所建树，结果事与愿违，因此他的一生有点悲剧意味。这种悲剧带有最后一代士大夫文人的共同性。他自负大才，有着忧国忧民之心，但对已经发生的新的时代潮流和思想，却难免疏离和隔膜。因此，他虽然看到末世的危机和弊病，不满和不平，却只能依附于它，成为时代悲剧中的一个角色。同时他命运的悲剧又带有个人特点，有着狂放不羁的操行与矛盾性格，否定了传统（实际上未全部抛弃）的准则，却又没有新的支点，与前代一些睥睨世俗的狂士不同，这是一个因时代巨变动摇了传统价值观，失去了信念支撑也失去了道德羁绊的末世才子。

　　兵乱奇遇

　　易顺鼎7岁那年，父亲易佩绅奉命率湘勇赴陕西防堵太平军西进，易顺鼎也随母亲到陕西，居住在汉中。1863年8月，太平军攻破汉中城，慌乱中易顺鼎与家人被冲散，他一人行乞数日，误入太平军中，时间达半年多。后来他自己描绘太平军对他像“小王子”一样照顾。直到第二年春天，易顺鼎才被清军僧格林沁所部救回。见僧格林沁时，他一点不胆怯，因为这位王爷听不懂他的湖南话，他就用手指蘸着唾沫在僧格林沁手掌上写字。僧格林沁很惊异，要易顺鼎用笔写明父亲和自己的姓名。看过后，僧格林沁大喜，赞叹道：“奇儿也！”“神童”之名一时传遍。直到他45岁，慈禧太后召见他时，荣禄还向慈禧讲起这段故事。

　　仕宦隐退

　　易顺鼎18岁考中了光绪元年恩科举人，后来就不顺了，考进士6次落第，23岁时纳资捐了个刑部郎中，30岁改捐试用道，分发河南。两年内在开封先后任厘税、赈抚、水利等局总办，郑州黄河决口，又督修贾鲁河河工，还监考河南乡试，任三省河图局总办。以进呈《修三省黄河图说》被保荐为候补道，加按察使衔，赏二品顶戴。其实这是待补虚衔，他深感怀才不遇，于是请病假，在庐山筑琴志楼隐居。张之洞爱其才干，聘他任两湖书院教席。不久母亲病逝，他回家服孝。

　　两入台湾

　　1894年夏，他服孝刚满一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易顺鼎怀着一腔报国热忱，也出于建功扬名的希冀，投笔从戎。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镇守山海关，招他入佐军幕。1895年，清政府一败涂地，派赴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拟割让台湾，赔银2万万两。消息传来，易顺鼎极为愤慨，出于爱国热情，立即启程马不停蹄赶到北京，冒死向朝廷上疏，痛劾李鸿章的误国之罪，并极论辽东、台湾位置的重要性。

　　不久，易顺鼎听到时任台湾巡抚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、拟率军死守宝岛的消息后，决心赴台湾参加战斗。他又昼夜兼程返回军营，强烈要求赴台抗日。他哭着向刘坤一说：“愿只身入虎口,幸则为弦高之犒师，不幸则为鲁连之蹈海。”刘坤一深为感动，为他壮行。当易顺鼎抵达厦门时，台北却已经沦陷，巡抚唐景崧已经化装成平民逃回内地，他留居厦门继续打听台湾的消息。在了解到前黑旗军主帅刘永福在台南领导台湾人民继续坚持战斗时，他不顾友人和刘坤一的极力劝阻，打扮成船员的装束，带着简单的行李，乘英国爹士利号轮船在夜色中渡海，过澎湖，经鹿耳门、七鲲身，来到台南，为驻守台南的刘永福筹划抵抗日军。当时基隆、台北早已丢失，守台中不力也已内渡。这时，居然有一位道台大人易顺鼎从大陆渡海而来，对刘永福和坚持抗日的台湾军民，无疑是极大鼓舞。台南100多名文官武将，以刘永福和易顺鼎为首，歃血为盟，“誓同死守，不肯事仇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因军饷没有着落，易顺鼎回内地筹措军饷。他先至南京见两江总督张之洞，又至武昌请署理湖广总督谭继洵发电函给两广总督谭钟麟等等，利用各种渠道，筹集到白银15万两（一说万余两）带往台南。日军进逼台南，当地的局势异常紧张。易顺鼎明知固守十分艰难，却仍然期待着有援军来临，盼望出现奇迹，扭转危局。为此，他流连不忍离去。这时在台的官兵早已纷纷渡海而归，内地的亲朋不见易顺鼎的踪影，一时传说他已在台湾殉难，不明真相的知交甚至痛撰挽联哀悼殉国的忠魂。但易顺鼎并没有死，好友张之洞和陈三立等察知实情，先后数次函电催促他返回内地，易顺鼎看到大势已去，无法挽回，不得已返回厦门。不久，台湾全岛沦陷。

　　巡道生涯

　　1900年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，慈禧逃往西安，易顺鼎从南京出发，奔波千余里赶到西安，希望在这危难时刻表现自己的忠心。他的诗友樊增祥正是在这期间受到慈禧青睐而高升的，但易顺鼎却一无所获。经张之洞、刘坤一保荐，易顺鼎才得了个督办江楚转运的差使。他曾请荣禄帮忙，荣禄在慈禧面前说了好话，1902年他终于实授广西右江道。易顺鼎实任清朝的官不足3年，这3年的实职生涯，以在高雷阳道任上政绩较为突出。他的职务是广东高雷两州巡道兼兵备道。巡道又叫观察，职位在知府知县之上，管辖高州、雷州两府9个县即现在茂名、湛江两市辖区的信宜、高州、化州、电白、吴川、廉江、遂溪、海康、徐闻等县（市），官衔不小，是省布政司的参政参议。主要职责是对地方军政官员进行监督，反映民意，对渎职者进行弹劾。易顺鼎走马上任仅带师爷和随从各1人，轻车简从上任，从陆路经云浮、罗定、信宜来到高州，历时5天。那时虽说是官家驿道，但道路坎坷，路途颠扑，劳碌不堪，何况易顺鼎身体不好，更是疲惫不堪。他们主仆3人晓行夜宿，历时5天，终于到达高州城。仅休整5天后，易顺鼎便到高州各地体察民情去了。

　　一日，易顺鼎到高城一个叫“双渚渔歌”的地方体察民情。漫步行到西江渡口，步入两个大沙滩，观看江上渔民捉鱼，听到渔民边工作边唱歌。易顺鼎是湖南人，听不懂渔民在唱什么，请教3位地方举人，得知渔民唱的是高州民谣，反映高州民情，痛骂官府腐败。他便到沙滩岸边船屋访问老渔民并录下渔民所唱歌词。易顺鼎回衙后感触甚深，不管高州文武官员高兴不高兴，用他访问观察民情所得事实，以发自内心的心声，慷慨激昂地作《高州谣》，用语凌厉，不留情面，直话直说，体现他办事的风格。诗歌是这样写的：“有盗满山兵不捕，日戕老父掠儿女。有民患饥官不哺，又见淫霖害禾黍。……君莫作高州民，高州民死作腊脯。君莫作高州官，高州官多无肺腑。”

　　遗民终老

　　辛亥革命后，易顺鼎先在上海躲避了一段时间，后往返于京沪间，1913年2月乘汽车赴北京定居。民国初年的易顺鼎思想感情相当复杂混乱。清亡后许多人纷纷剪辫，易顺鼎一度仍留着辫子，却写了一首《告剪辫诗》，特意表明自己不剪发并非出于对清室表示忠诚。他的思想与遗老有所不同，对前清并无太多留恋伤感，但对民国初年的混浊局面也不满，尤其鄙视那些前清高官摇身一变而为民国“党魁”。此时，他已无心功名政事，因此曾经贫困到了不能维持生计的地步。后来，他与“民国四大公子”之一、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因诗文结识，并十分投缘，为了谋生，他接受了袁世凯政事堂下设印铸局参事的委任状，后两度代理印铸局局长，升任印铸局帮办。1915年8月任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专员。1915年9月，他与湖南官绅及立宪派人士61人，上书参政院，要求恢复帝制。袁世凯称帝失败后，易顺鼎深感失意，进入暮年的他，有感于怀才不遇，一事无成，于是以遗老名士自居，漂泊京师，放浪形骸，风流自赏，与樊增祥等寄情于诗酒声色。1920年8月在北京于贫病中死去，终年63岁，1927年归葬于老家汉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