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羽

　　生年大致在1192～1197年间，这正是韩侂胄北伐失利，宋向金屈辱求和的时候。卒年约在1241～1245年间，距1279年元灭宋，仅三十余年。

　　早年就学于邻县光泽县学教授门下，嘉定六年（1213年），严羽二十二岁左右时，离开家乡福建邵武，至江西南城包恢之父包扬门下求学深造。包扬，是当地颇有声名的宿儒，他先后受学于和，神契于陆门 “本心之学”。由于当时包扬已年届古稀，三年后包扬去世，严羽辞别师门，开始了长达七年左右时间的客游经历。在江西时曾受友人举荐进入幕府，主要做案牍工作，未能受重用，故仅做了一年时间就辞任远游至湖南，在湖南长沙、衡阳、洞庭等地漂游。在湖南洞庭时，严羽又曾进入军营幕府，仍然是做案牍文书工作而并不受重用。严羽深感郁郁不得志，再次离任漂游至江西临川，在临川交朋结友。

　　嘉定十六年（1223年），严羽由江西临川返回家乡。绍定二年（1229年）十二月，福建路汀州发生了晏梦彪率领的农民起义，他们很快就攻下了汀州、邵武军、南剑州所属各县， 已近中年的严羽被迫离家避乱，飘泊于江西浔阳、南昌等地近三年。绍定三年（1230年）冬末，严羽第二次返乡。绍定五年（1232年），江湖派著名人任邵武府学教授，以严羽为代表的邵武青年才俊们的诗社活动因之更加活跃，严羽、李友山诸人也与戴复古结下了友情。戴复古《祝二严》诗曰：“前年得严粲，今年得严羽。我自得二严，牛铎谐钟吕。……羽也天姿高，不肯事科举，风雅与骚些，历历在肺腑。持论伤太高，与世或龃龉，长歌激古风，自立一门户。”

　　嘉熙元年（1237年），戴复古辞教授职，返回台州。临行前作《别邵武诸故人》（《石屏诗集》），严羽则作《送戴式之归天台山歌》相赠。 第二年开春，严羽第三次离家，远游吴越。在漫游期间，他先后到过吴中（今江苏吴县）、临安（今杭州）、钱塘和桐庐（今杭州附近）、瓜步镇（在今江苏六合县）等地。嘉熙三年（1239年）春末，严羽客居瓜步镇（今江苏六合），瓜步以北正是宋蒙对峙的战场。严羽在这里找到表叔吴陵，将自己论诗的书稿誊写出副本交给他。之后，来到了南昌，由于南昌为官的朋友张南卿苦苦挽留。严羽在南昌住了一年多。约在嘉熙四年（1240年）冬末返乡，始了逐渐淡出的隐居生活，他先隐居在城郊，后来移居到邵武城外东潭山一个清幽秀丽的地方。他的住宅依山傍水，是个典型的隐士山庄。他一年到头很少饮酒，朋友来访，也只是以清茶款待。大约在淳祐五年（1245年）秋，好友上官良史到他隐居地访问了他。据清季耆老传说，南宋末年，镇守南平，严羽以其年迈之躯离家投军。抗元彻底失败后，他坚守“丈夫儿富贵等浮云，看名节”的信条，不肯投降元人，避隐民间，不知所终。

　　有关严羽生平的资料非常有限，可供参考的仅有明朝弘治、嘉靖年间以及清朝乾隆年间编修的《邵武府志》、清代咸丰年间刊行的《邵武县志》、明代何乔远纂修的《闽书》、严羽同郡清代朱霞撰写的《严羽传》以及近代陈衍等编纂的《福建通志》等。

　　教人学，必熟读《楚辞》，乃至于盛唐名家作品，并且反对、的诗风，称其为诗虽工，“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”，同时批评四灵派和江湖派。虽然生活在南宋末年，一生未曾出仕，大半隐居在家乡。但在元军入侵、国势垂危之际，仍很关心时事，爱国思想在诗中时有流露，对朝政弊端也颇多不满之词，如《北伐行》、《四方行》、《有感六首》等。所以说他“飘零忧国杜陵老，感遇伤时”（引自朱雯《严羽传》）。他的七言歌行仿效，五律除学李外，还学、。但主要倾向仍为王（维）、孟（浩然）冲淡空灵一路。他最重要的成就在于诗歌理论，著有《沧浪诗话》。创作成就远逊于理论贡献，历来诗论家多指出这两方面的差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他的创作“志在天宝以前，而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”，“止能摹王孟之余响，不能追李杜之巨观也”。

　　其诗集名《沧浪先生吟卷》（或名《沧浪吟》、《沧浪集》）2卷，共收入古、近体诗146首。有《邵武徐氏丛书·樵川二家诗》本。《沧浪诗话》则附于诗集之后。

　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。他启迪了元代人，影响覆盖了明代文艺理论界，深刻地影响了清代和近代。这是任何其他理论家都不曾有过的殊荣。

　　从宏观上看，严羽的影响可以分为生前和去世后两大阶段。生前，他主盟诗坛诗社，直接指导了一批文坛后进，从而形成了一个诗派。他去世以后，他的历史作用就表现为思想影响。正是在这方面，才表现出一个思想家的本质和他对历史，对文明的贡献。《沧浪诗话》是一部极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。其书分诗辨、诗体、诗法、诗评、考证五门，以第一部分为核心。严羽论诗立足于它“吟咏性情”的基本性质，全书系统性、理论性较强，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，论诗标榜盛唐，主张诗有别裁、别趣之说，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，批评了当时经文字、才学、议论为诗的弊病，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。又以禅喻诗，强调“妙悟”，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。《福建文苑传》以“扫除美刺，独任性灵”总括严氏诗论。《沧浪诗话》全书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、教化方面的功能，而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发，这与理学家的文学观恰成对立，很值得注意。